不仅买楼买车可以分期付款，就连喝茶吃饭也能分期付款了——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目前推出了这个全新的消费概念，只要一次性消费超过600元，就能办理分期付款业务，3个月内付清免手续费，部分餐饮企业已安装了银联的POS机。（8月21日《信息时报》）
    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消费不算新鲜事，在餐饮业推行这个消费概念，在国内来说，广东的餐饮企业却是“首吃螃蠏”者。在笔者看来，如此“创意”新则新矣，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
    国人向来爱面子，“餐饮业分期付款”注定会因此而行之不远。说实话，分期付款往往是经济实力不够的同义语，买楼买车等大宗商品之时，经济实力不够才会选择分期付款，因而，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往往比较私隐，面子思想重者一般不为外人所道。而私人与亲友到餐饮店吃顿饭，大不了就那么几百块钱，当着亲友的面还搞什么分期付款，多没面子？据说该项业务主要针对毕业酒会、婚宴等大宗餐饮消费，可是，“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是人生两件大事的完美登场，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此，在人生至喜来临的春风得意时刻，谁会把自己置于分期付款摆酒席这么难堪的境地？即使打肿脸充胖子，也要弄得风风光光的，让客人吃得尽兴，自己面子赚足。因此，面子思想恐怕是“餐饮业分期付款”最大的推行门槛。
    即使有人不怕在客人面前暴露分期付款的窘态，而超前地热捧“餐饮业分期付款”，笔者仍认为它是个馊主意，因为分期付款极有可能更加助长国人的餐饮浪费行为。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可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往往几个人五六个菜就够了，请客者却迫于面子上给人豪爽大方的印象，而点了一大桌，大快朵颐之后，很多菜连动都没动，吃不了也很少有人打包，从而引发严重的餐饮浪费。此前没有推行“餐饮业分期付款”，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手头所带现金不足而不敢大胆消费，现在有了“餐饮业分期付款”，消费者恐怕也就没有现金不足的担心了，这次付不够，可以三月两月甚至更长时间支付嘛，摆起“穷阔”来也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像过去那样在餐馆里赊账过日子？商家有责任鼓励和倡导节约，借以引导食客养成勤俭的习惯，这是他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更重要的是，“餐饮业分期付款”可能给公款吃喝提供极大的方便。如今很多地方行政部门的公务接待费严重超标，为遏制公务招待的“饕餮盛宴”，一些地方纷纷紧缩招待费的规模和规格，比如一餐不得超过多少钱等等。如果餐饮业没有分期付款，公务接待多点饭菜的冲动或多或少会有一定遏制，而今有了分期付款，超标的公务接待似乎不用再为如何付款发愁，一顿哪怕吃了一万元，分20次支付，每次也就变成区区的500元。我真怀疑：“餐饮业分期付款”这个馊主意，真正想要瞄准的恐怕正是公务接待这一奢华的大宗餐饮消费，为它寻求“紧缩政策”的化解之道，值得警惕！离开公款吃喝的强大支撑，“餐饮业分期付款”行之不远。(何勇海)

    每天必须发一篇帖子，记录自己的教学感悟！从18日开始，成都市金牛区所有教师都正式开通了自己的心情博客，教育局要求老师每天都必须在博客上书写自己的教学心情感悟。开通教师博客是该区“教师新学期全能特训”中的一项内容，区教育局将对博客开通情况进行抽查。（8月19日《成都日报》）
    眼下，网络博客日渐火爆，拥有一个靓丽而点击率高的博客已经成了网民身份的一种象征。故中小学教师写博客并非什么新闻，而教育局要求所属全体教师集体开博、天天发帖，这恐怕在全国教育界都却很鲜见。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此前有报道称，金牛区全体老师的博客内容可能将作为今后教育局对教师成绩考核的参考标准之一，该区1700多名班主任老师，将每人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于班级博客的建设。（8月13日《天府早报》）大有搞成另一种“形象工程”的意味。
    不错，教师自愿写博客本是件好事，可以表达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加强与学生、家长或同事的交流互动。但笔者认为，教育主管部门不宜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所有教师集体开博且必须每日发帖，更不宜将博客内容作为对教师成绩考核的参考标准之一。教师现在普遍较忙，日常事务多，工作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天天未必都有写博客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的确也没啥好写的。我们的教育部门，何必天天都要将教师们捆绑在博客这棵“树”上，愈发增加教师的负担？教师在开博的同时，更要“开怀”，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再自愿而发自内心地在博客上写点什么，与学生、家长或同事真心交流点什么，而不是为了完成指令而“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教师博客才会更有独特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很多明星的博客其实是由人“捉刀代笔”，明星们忙着呢；一些地方要求官员集体开博，又逼出了许多为官员捉刀的“博客枪手”，用行政命令逼着教师集体开博、日日更新，会不会又催生出一批“捉刀”者呢？
    事实上，教师开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再大，就其实质而言，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做好本职工作恐怕更为重要，教师不开博或博客弄得不精彩，并不能说明他（或她）没努力工作。教育水平和学生成绩的提高，说到底还得靠在教学教育活动中真抓实干。离开真抓实干，再漂亮的博客也只能是“假把势”。再说，博客的初始意义，其实只是个人网络日志的聚合体，具有个人隐秘性，就像原先有形的个人日记本一样，包括教师在内的个人开不开博客本是个人的自由，行政部门本来无权干涉，也无须干涉。
    即使教育主管部门要倡导博客这种网络交流方式，也大可采取正面的鼓励方式，把喜欢写的、写的好的老师推选出来，树立榜样，以吸引更多教师自发去写，怎可抡起行政强制的大棒，“逼”着教师们开博天天发帖呢？(何勇海）

    深圳劳保局联手《星星》诗刊日前启动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农民工诗歌作品。除了奖金诱人外（特等奖奖励2万元），还推出了破格入户奖励，大奖赛中被评为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工条件的，可免试入户深圳。（《南方日报》8月14日）
    在笔者印象中，我国诗歌界确没举办过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大赛，我们的文艺赛事有太多所谓的高雅，却缺少对底层的关注，因而此次诗歌大赛弥补了目前在这方面的缺失，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角度，格外让人期待。不过，期待之余，笔者有个深深的担忧——农民工会不会成为此次大赛的陪衬？具体而言，会不会成为文艺界人士和专业诗人的陪衬，会不会成为假农民工的陪衬？
    笔者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据报道，此次诗歌大奖赛倡导“农民工写，写农民工”，“农民工写”，身份限制为农民工，但题材没限制；“写农民工”，题材限制为与农民工有关，但创作者身份没有限制。这就是说，参赛者即可为广大农民工（此之谓“农民工写”），也可为“写农民工”的专业诗人或文艺界人士。这无可厚非，完全可以尽一切可能提高大赛参与度嘛。
    可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有关人士说，此次大赛评选以艺术水平为首要准则，不会在“农民工写”和“写农民工”这两方面划分不同的奖项。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参赛者，要“不知天高地厚”地与文艺界人士乃至专业诗人站在同一平台上一决高下，其胜算究竟有多大把握？文艺界人士和专业诗人拥有稔熟的写作技巧、较高的文艺理论，显然比普通农民工更容易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如此一来，恐怕有悖大赛初衷，使得真正想通过比赛赢得奖金，获得落户指标的农民工成为此次大赛的“陪衬”。要知道，如果普通农民工拥有与文艺界人士和专业诗人一决雌雄的本领，恐怕早就不是农民工了。
    据说，正是为了照顾农民工的这种明显弱势地位，参赛作品的评审和评奖会适当向农民工参赛选手倾斜。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倾斜，完全是一个自由裁量权比较大的活儿，难称公平公正，谁又知道是否真正向农民工倾斜了？这种倾斜，远没有将“农民工写”和“写农民工”这两种情况分组设置奖项来得实在，来得公平公正。此前那么多比赛，往往会分成专业组、业余组，在“农民工诗歌大赛”当中，这种简单的分组，为什么就显得这么困难？
    此外，因为奖金很诱人，更因为入户深圳这种奖励很诱人，笔者也担心此次大赛成为“假农民工”追名逐利的名利场，从而让真正的农民工成为了大赛的“陪衬”。农民工到底是什么工？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于是乎，因了有利可图，一个个假冒农民工身份的事件和人物在生活中粉墨登场了，笔者担心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笔者期待，在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大赛中，但愿真正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主角，以赛出反映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转型期的农民工内心镜像的作品。其他人都不要喧宾夺主。(何勇海)

交稿方式

相关作品征集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止,参赛者可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星星》诗刊社投稿。

奖项设置

特等奖1名,奖励2万元;
一等奖2名,奖金5000元;
二等奖5名,奖金3000元;
三等奖22名,奖金2000元;优秀奖100名,奖《星星》诗刊及获奖证书等奖品。
(对参赛作者不收取任何参赛费)

(我为何想买空荡荡的“毛坯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文，要求各地制订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新建商品住宅一次装修到位或菜单式装修模式，逐步达到取消“毛坯房”。上海市相关主管部门透露，到2010年该市全装修住宅占新建商品住宅的比例在中心城区将达到60%-70%，其他地区力争达到30%-40%。（8月13日《新闻晨报》）
    比上海来得更“陡”的是，此前有报道称，3年内“毛坯房”要在深圳全面退市。对此有专家说，取消“毛坯房”，推广“全装修房”，是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目前开发商建设“毛坯房”，老百姓购买“毛坯房”，业主单独装修，一是资源能源浪费很大，污染非常严重，二是陆陆续续的单独装修，扰民现象旷日持久；而开发商集体卖“全装修房”，无论是从资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还是节省开支、便民利民等方面而言，都具有优势。
    但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优势”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优势”，或者说理论“优势”。在具体实践中，“全装修房”恐怕会因为种种问题难以被消费者接受，从而难能市场主流。
    一是批量装修完成的房子，装修质量问题也许会大增。房地产市场其实一直盛行装修之风，不少开发商想借“全装修”、“精装修”这些大帽子卖高价，多捞点利润。可是，“全装修”、“精装修”并非都是开发商的宠儿，很多这样的楼盘销售不畅，频频遭遇百姓质疑和投诉。原因何在？有专家分析，由于目前国家强制的质量检验标准多是针对“毛坯房”，并没有针对全装修房材质、施工及验收的专门标准，因此，开发商通过招标圈定的装修企业，在大规模装修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并虚报装修成本，甚至以表面看起精致的装修来掩盖内在的建筑质量问题，这几乎司空见惯。眼下，“全装修房”验收标准缺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不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全装修房”恐怕仍会让人难以放心而被老百姓排斥。节省开支、便民利民更无从说起。
    二是批量装修扼杀了装修个性。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好不容易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当然希望“我的地盘我作主”，把它装修得个性化十足。然而，开发商批量建设统一的“全装修房”，却往往是千篇一律，无法满足主人的个性化需求，虽然可提供所谓的“菜单式”装修，从南京等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全装修做得比较好的楼盘，最多也只能做到3个装修风格，不能让业主彻底“解渴”。事实上，购买了“全装修房”，业主并非不能“二次装修”，假如业主对“全装修房”不满意，可能还会“拆掉重来”，如此一来，是不是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建筑废弃物，造成更大的资源、能源浪费呢？
    三是房屋纠纷恐怕会增多。开发商不卖毛坯房了，改卖“装修房”，其装修施工多由开发商与装修企业进行洽谈协定，这个过程中业主无法直接插手，出了装修问题，开发商与装修企业之间互相推诿，互踢“皮球”，业主又该怎么办？会不会只能陷入扯皮纠缠之中而维护不了自己的权益？
    在我看来，取消毛坯房还为时过早，制定完善的“全装修房”装修、验收等标准，比取消“毛坯房”更重要、更急迫。几年后，我仍想买“裸卖”的毛坯房。(何勇海)

    湖南首批近百名职业“破烂王”，8月5日开始接受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合格者将成为持证的“废旧物资回收挑选工”。“破烂王”职业技能鉴定分为两个方面：理论和实践。长沙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周儆介绍：废旧资源回收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怎么收怎么卖都有技巧。”（《潇湘晨报》8月6日）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网友都反对“收废品技术含量很高”的说法，对“破烂王”进行职业技能鉴定纯粹是小题大做，是否还要评职称？而在我看来，对“破烂王”进行职业技能鉴定没啥不妥，如今收荒业乱象丛生，逐渐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才是真正对这个群体负责。我更关注的是，职业技能鉴定之前是否进行了先期的培训？谁为这个职业的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埋单？新闻语焉不详。
    不可否认，捡破烂的门槛确实很低，“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走街串巷”，不需要学历，但还是需要需要技能培训，甚至需要职业技能鉴定。一方面，由于没经专门培训，很多“破烂王”只能分辨简单的几种废旧物质，有眼不识宝贝，使回收率降低，浪费很大，其收入也偏低。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基本安全常识，常因私自收购拆解危险物品、医疗废弃物等不明包装器材而引发安全事故；也缺乏卫生健康知识，易受有毒垃圾伤害，感染疾病、传播疾病。此外，因不懂回收知识和行业政策，用焚烧等简单手段从废弃物中分离稀贵金属，造成环境污染。更有甚者，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大肆收购、盗窃公用设施，有的还成了销赃“帮凶”。
    而通过技能培训或鉴定“授以渔”，提高拾荒者的素质，有利于拾荒者把破烂收“好”收“精”，减少浪费，增加收入，也有利于社会管理，还可以减少偷盗行为的发生，真可谓一举数得。这恐怕比起以往单纯的统一着装、统一车辆、统一计量器、统一收购价格等管理手段来，要实用多吧？
    当然，此项工作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埋单，不应在此名目之下，借机收取培训费、鉴定费、证件工本费、管理费等等，将成本转嫁到艰辛的拾荒者身上。拾荒者每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从垃圾中捡出数十万吨可用于回收再加工成各类产品的废旧材料，不但“变废为宝”，还创造出不少GDP。据报道，仅仅广州的拾荒者，年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就达120亿元！拾荒者如此劳苦功高，因此时评作者陈新焱曾经呼吁：“政府有部门不但不能向其转嫁管理成本，还应该在财政上向其倾斜，主动承担其技术培训费用和技能鉴定费用，使其仍可几乎‘零成本’收荒，条件允许，甚至还应该对这些‘节约型社会’的一线实践者做出奖赏和肯定。”
    对于那些职业技能鉴定不合格的拾荒者，有关部门也可考虑继续免费培训他们，直到他们有资格能重新融入这个行业。拾荒者从事该行业，往往是为生活所逼，而且基本上年龄大、没手艺、没资本，切不可因为要实施职业技能鉴定制度，而剥夺了这些穷人收荒的权利。当然，曾经违规违法的收荒者显然不在此列。(何勇海）

(直到被捕才知贪污是重罪，谁信？)

    曹桂芳，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2005年12月23日，乐山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曹桂芳有期徒刑七年。经过两年多改造，狱中的曹桂芳终于明白：任何人都要学法守法！在忏悔书中她写道：“（自己）法制观念淡薄……直到以涉嫌贪污罪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8月5日《检察日报》）
    好一个“直到被捕才知道贪污是重罪”的诡辩！“直到被捕才知自己犯了罪”这种程式化的诡辩，老百姓见得多了：有人“直到被捕后才知道消赃触犯法律”，有人“直到被捕后才知道贩毒要获极刑”，有人甚至“直到被判死刑才知道杀人原来要偿命”……而“直到被捕才知道贪污是重罪”，仍然是在众多落马贪官中流行的“不懂法”托词的翻版，拾人“牙慧”而已，了无新意，谁会相信如此低估大众智商的遁词呢？
    要说某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社会人员以“法盲”自居，“直到被捕才知自己犯了罪”，或许还说得过去；而身居高位的贪官“直到被捕才知道贪污是重罪”，恐怕就是天大的笑话，我们有理由质疑：此贪官若真是“法盲”，凭如此“素质”，又是怎么身居要职的？全国普法教育已进行多年，普法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做到全民皆知，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公务员都是重点对象，因为担任社会公职就应该学法知法，他们被提拔前后还必须在上一级党校培训一段时间。贪官咋还好意思以“法盲”自居，说出“直到被捕才知道贪污是重罪”的大言不惭之言？这就像驾驶员肇事后借口“不懂得驾驶技术”一样荒唐可笑。而且，不管是否属于重罪，党员干部们最起码应该明白，贪占别人或公家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违法行为，怎可以不知罪轻罪重而大肆贪污？很多刚懂事的孩子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不懂法”者当官，难道还不懂做人原则么？ 
    在笔者看来，贪官并非真的是毫不懂法的“法盲”，或者并非是法律知识懂得不多的“准法盲”，其根子在于“信权而不敬法”。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字：权！有了权比法大的心理，犯罪时也就“不知有法”了，从而凌架于法律之上，不受约束地肆意妄为。在面对白花花的钞票时，他们对金钱的占有欲就会冲破法制观念的堤防，怀着侥幸心理贪污腐败。此时，他们的原本洁净的内心，像被致盲强光照射而大面积“失明”，有专家称这种现象为贪官的“心盲”。贪官先有了“心盲”，才有道德律令失效之下的假“法盲”。而要治贪官的假“法盲”现象，除了加大学习法律知识外，更主要还要通过限制其手中的权力治他们的“心盲”。
    而患有“心盲”之疾的贪官，在落马受审时之所以屡屡以“法盲”姿态大扮“无辜”，无不是作秀，企图以此开脱罪责，博得“法外施恩”，并非真心忏悔。因此，当贪官屡屡说出“直到被捕才知道贪污是重罪”的惊世骇俗之言时，我们必须义正辞严地揭穿那块漏洞百出的“遮羞布”，免得他们一再以那种烂俗的借口，挑战、低估甚至可以说侮辱大众智商，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告诉他们：眼下法制日益健全，法律不相信眼泪，以“法盲”姿态大扮“无辜”，必然是枉费心机，徒留笑料罢了。(何勇海)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浙江义乌一名14岁学生小楼上课聊天，影响到其他同学。暑假“小博士”辅导站的老师拿他没办法，竟请他到办公室喝了3瓶啤酒。这名从未喝过酒的学生醉酒后，整整睡了一下午，不能继续“捣乱”课堂了。直到下午5点多家里人去接时，小楼的酒还没醒过来。（8月3日《今日早报》）
    见过很多体罚学生的“非常手段”，却没见过如此有违基本常识的荒唐离谱体罚！体罚未成年人喝酒，竟然是某些肩负育人重任的教师所为，实在让人难以置信！难怪有网友愤恨地表示，对于这个“X灌灌”（新闻报道没指名道姓），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所周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酒类管理办法》都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还规定禁止在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阅览室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生活的场所吸烟、饮酒。此举是为了让他们远离烟酒，以达到禁止未成年人抽烟喝酒，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的目的——从生理上来看，未成年人身体的各方面发育都还不成熟，抽烟和喝酒对他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会更为明显——抽烟会伤肺，喝酒会伤肝，而肝和肺都是人体很重要的脏器，肝脏可以排除人体的毒素，肺是呼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体这两样内脏在年纪很小时就损坏了，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况且酒精还会麻痹大脑神经，这对未成年人也是很不利的。
    如果为人师者连这点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只是无意间在为小“酒民”的兴起推波助澜，怎能当好老师？我相信，这一点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说还稍微有这点基本常识，却置未成年学生的身体健康于不顾，仍用酒精麻醉学生，使其“听话”，如此“高招”，又怎一个荒唐了得？其良心显然是大大的坏，不仅违法违规，还丧失了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又怎配为人之师？
    在笔者看来，体罚学生喝酒这一“变相体罚”，在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方面，恐怕比劳其筋骨、损其肌肤等真正体罚，有过之而无及。“酒精体罚”是假借学生自己之手，化“有形”为“无形”，化“显性危害”（皮肤受伤症状）为“隐性危害”（肝脏一定程度受损），因而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其危害性也更不易觉察，必须高度警惕，严肃惩处。在一些地方纷纷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烟酒；任何人不得要求未成年人代购烟酒” 的情况下，教师向学生供酒还强迫其连喝三瓶，又该当何罪？
    我们决不能都容忍教师逼学生喝酒这类“荒唐体罚”粉墨登场。如果教育真的离不开惩戒，也要惩戒得合理合法适度，不致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和价格尊严，不能对孩子心灵造成创伤并留下阴影。笔者想问：现实中，究竟还有多少“荒唐体罚”在上演？(何勇海)

（城市地名何必拒绝“农村味”？）

    重庆市新命名的城市标准地名，将不再使用“村”字。日前，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有关负责人称，今后审核城市新地名，“某某村”将被拒绝，“城市地名带村字，给人的感觉，有点农村味。”但对现有带“村”城市地名，重庆原则上不予更改。（8月1日《重庆晨报》）
    在笔者看来，城市地名不必拒绝“农村味”，城市地名拒绝“农村味”，反而是极度不自信甚至极度自卑的表现。也许有人要提醒笔者：人家说的是“城市新地名”将不再使用“村”字，又不是要改掉所有带“村”城市地名。而笔者认为，官方所称“原则上不予更改”的背后，大有灵活变通之余地，如果哪天嫌那些现有的“农村味”十足的“村”名太寒碜太扎眼，而一气之下统统给改了呢？一个地名无论好听难听，都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在里边，不能随意更改而割裂了此地段的历史韵味，而且劳民伤财的改名，会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即使是城市新地名，也大可不必拒绝“农村味”。2008年北京奥运即将举行，试想，如果N年后重庆要举办奥运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新地名不能带“村”字，全世界通称的“奥运村”，是否应该改名“奥运城”之类才行？诸如此类的，还有“亚运村”的取名难题。“奥运村”和“亚运村”难道也很土很农村？如今恐怕没人会傻到见“村”都当农村。“中国第一村”中关村是世界闻名的科技城，谁又会认为它是个落后的农村呢？深圳是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可到处是带“村”地名，诸如梅林一村、益田村等，挺有历史感。据说杭州最热闹的地方叫延安新村，以及德胜新村。北京的公主坟、八王坟、豫王坟等地名，其“农村味”更重，某些人还认为是死人呆的地方，前几年叫嚷着要改名，但在一片反对声中最终不了了之。石家庄有“中国第一庄”美称，从字面看，“庄”比“村”恐怕还要小，而石家庄是什么样的“农村”呢？今年初，有人建议石家庄改名，最终却没了下文，可见有违民意。
    说实话，农村并非都是贫穷的代名词，带“村”地名就更不是贫穷的象征。全国闻名的“华西村”是名符其实的村子，可它的村民生活得比很多城市市民还要好。一个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在于地名带有什么“味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老百姓生活富足了，环境变好了，一个城市地名全部带“村”，老百姓都会觉得无所谓，或许此时地名带“村”反而更有诗意。众所周知，“深圳”之本义据说只是一条深水沟，“香港”之本义也只是一个水码头，“新加坡”甚至只是个“坡”，可这些“农村味”十足的名字，影响他们在世界面前成“虎”成“龙”了吗？没有。上海也用了许多俗名，并没人说它不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雅者自雅，带“村”而不失雅；俗者自俗，去“村”仍不脱俗。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经济的繁荣，没有社会的和谐，没有民众的富足，不从根源上消除“农村味”，不从心里、制度上改掉城乡差别，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没事修指甲”一般，即使都将地名取为“曼哈顿”之类的洋名，也是枉然，“农村味”倒是丝毫没有了，却不是老百姓所真正需要的“实事”。而此时，城市新地名一味拒绝“农村味”，反而突显出当地有关人士典型的底气不足的自卑心理，突显出一座城市的不成熟和虚荣，也有歧视农村之嫌。(何勇海)

    前不久，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下发《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意见》，其中规定：政务值班电话24小时有人值守，电话响铃3声之内有人接听。（7月30日《人民日报》）
    对此，有网友毫不客气地指出，“此规定很傻很弱智，相当于为公鸡规定：早晨必须起来打鸣，值守政务电话的公务员本该及时接听来电啊”。而笔者丝毫不怀疑此规定出台的初衷，它至少表明政府提高执行力、便民利民的一种要求。但笔者认为，提高执行力不能止于“政务电话响三声必接”，“响三声必接”仅是提高执行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以往，政府部门公布的值班电话大多成了一种摆设，其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政务值班电话在铃声响了多少声之内，是否真有人来接听，更在于值班电话值守人员是否具有真正执政为民的意识和热忱，从而能否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更好的态度履行职责。如果毫无执政为民的意识和热忱，即使有“政务电话响三声必接”之类很天真的规定，恐怕仍会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值守者完全可以找个人顶着，电话一响就听，结果一问三不知，有用吗？或者把话筒拿开搁在旁边，本人不照样可以溜之大吉？老百姓打此电话不通，还可能误认为它成了“热线”，一直在“繁忙”地接听来电呢。
    说实话，老百姓不太需要这些形而上学的规定，要的是最终结果是否真正解决了他们反映的问题，接不接电话是表面的问题，解不解决问题却是最深层的问题。即使我们需要“政务电话响三声必接”这种解决表面问题之规定，从点点滴滴改进，但我们更需要在深层问题上下“猛药”这类配套手段，以杜绝某些漠视民众疾苦者在解决表面问题的规定上，继续阳奉阴违地寻求变通规避之道。试想：这类“头痛医头，脚步痛医脚”的解决表面问题的规定，还少吗？有效否？
    笔者之所以主张下“猛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执政为民应是政府的金科玉律，执政为民最需要的是一颗责任心，一份真感情。而政务电话“空热”，值班电话“虚设”，却是懒政之产物，它亵渎了执政为民宗旨，影响了工作执行力，甚至阻碍了社会矛盾的调和。小小一部维系着政府和民众的政务电话，事业仍然大如天、责任仍然重于山。
    所以，有关部门再已不能把政务电话接听问题不当一回事，或者当作小病小疾对待，必须下“猛药”治沉疴。比如制定较清晰、可度量、可考核、可检查的执行目标；比如从反面作文章，建立问责制，对不能落实“政务电话响三声必接”的情形明确制定出深化、细化、具体化的处罚措施；再比如建立政务电话不畅投诉机制，借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而在处理上，要快速反应、快速出击、快速处理，追查到底，对执行不力而贻误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应严肃查处。总之，不能让“政务电话响三声必接”之类很傻很天真的规定，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最终却飞到了天上。（何勇海）

    这是一则让我读来深感心酸的新闻——他既是教师，又是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他不仅要给学生们上课，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13年来，李兹喜就这样一直在贵州省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当一名代课教师。而他的“年薪”却仅仅只是学生家长凑份子的365斤包谷。按当地每斤8毛钱的市场价计算，这份年薪还不到300元！（7月29日《贵州政协报》）
    关于代课老师劳动报酬低廉的报道，我们似乎已见惯不惊。早在两年多以前《南方周末》就曾报道，某县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此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热议。而今，社会已向前“与时俱进”了两三年，代课老师的“年薪”竟然更低，低至仅有365斤包谷（平均每天仅1斤包谷，每斤仅可卖8毛钱），“就连365斤包谷有时候也收不齐”的情形，倒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笔者禁不住为李兹喜的处境感到一阵阵心酸，不仅是出于怜悯和同情，更是出于愧疚与不安——当我们的代课教师付出了无数辛勤和汗水，为农村基础教育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自己却困难到连饭都吃不上，如何让有良知者心安？
    不必讳言，李兹喜不过是无数代课教师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像他这种境遇的代课教师还有不少，一个月仅挣几十到两三百元钱不等的工资，一年工资不如老百姓种一亩大白菜，有的代课老师甚至喊出了“我很爱教育，但教育不爱我”的心声。代课教师的待遇为何如此低下？代课教师，即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正因为没有事业编制，不被教育部门正式承认，他们只是为暂时填补教育岗位的空缺而存在，因而更易成为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从而生活在农村最下层。如果承受了低劳动报酬、高劳动强度和差教育环境，“可以走人，没有人非留住他不放”（某些地方教育部门领导之语）。
    可是，这些代课教师作为“人师”的尊严，谁又来维护？上述报道有个细节：一贫如洗的李兹喜一家断粮了，他不得不拿着口袋向学生讨收包谷——讨要他那点可怜的工资。就算代课教师“为了学生过得比我好”，而不要“人师”的尊严，总要先满足生计问题吧？最近一两年，在国家政策号召下，一些地方纷纷清退代课教师。但事实上，代课教师仍大有用武之地，一些地方乡村学校缺少师资的现状并没多大改变，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要么正规大学生不想来而招不到公办老师，要么因当地财力有限，为减少财政支出而严格压缩公办教师编制，空缺岗位仍需代课教师来填补，代课教师仍是这些地方的教育支柱，如果失去这根支柱，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就将崩塌，谁又来撑起这片天？
    因此，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都不能漠视代课老师待遇差这一客观现实，应该大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或如专家所言，发动设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代课教师基金会，由各级政府出资一部分，号召社会捐赠一部分，以改善这一状况。而眼下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教育投入改善了不太急需（甚至不需要）改善的，急需改善的却有可能得不到改善。要知道，某些教育部门的一桌公务接待酒席，对于一位代课教师来说，可能就是一年甚至更久的工资啊！(何勇海)

新闻出处：贵州代课老师日薪1斤包谷 拿着口袋讨学费
http://news.163.com/08/0729/01/4I00KSNJ00011229.html